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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宋代是一个商业经济空前繁盛，物质生产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历史时期。包括粮食、蔬果、肉类等在内的各种饮食物资相对丰富，加之随着海外贸易往来的日益勃兴，饮食文化交流渐趋频繁，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饮食生活。这一时期人们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产生了奢侈浪费现象：日常饮食生活中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成为常态，饮食制作过于求精求新，贪图物质享受、耽于宴乐者十分普遍。对这些现象，时人有所警觉，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劝诫，提倡饮食节俭观念，以期“戒奢从简”，重塑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观念。

　　宋人王栐在记述世风世俗时指出，赵宋立国之初，崇尚俭朴作风，少见以金银等贵金属制作日常器用，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，公卿之间以清俭为高风亮节。然而到北宋中期，国家承平日久，社会风气逐渐发生改变，饮食奢侈浪费成风。神宗元丰年间，社会上已有不少人不顾谨身节用之道，“以惰为乐，以侈相骄”，日常饮食讲究精致细腻，“一人而兼数人之食，饮酒宴乐、游荡无度”（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98），奢侈浪费现象相当严重。司马光也注意到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，指出“近岁风俗尤为侈靡”，官僚士大夫宴请宾客，酒必要国家内酒库所供，果肴追求远方珍异品种，食物讲究品类丰富，饮食器皿摆满席案，“以华靡相胜”“以奇相曜、以新相夸”（《司马光全集》卷69），婚丧、奉养、服食、器用等毫无节制。王安石指出，一旦天下以奢为荣，以俭为耻，则“富者贪而不知止，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”，相互效仿，奢侈浪费积习难改（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39）。南宋时期，社会上也一度风俗好奢，人情好胜，“竞尚华居，竞服靡衣，竞嗜珍馔，竞用美器”，同北宋初年清俭的社会风尚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　　宋代，人们对丰盛饮食的追求，不仅体现在鲜香诱人的味觉体验，还包括精巧美观的视觉享受，尤为突出者即当时所谓的“看菜”。宋人饮食聚会之际，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，或是食品，或是器用，北宋时宫廷举行盛大宴会，所列装饰物亦有看食、看菜。御宴席面上，每分列环饼、油饼、枣塔为“看盘”，次列果子。为表示对辽朝使者的特殊礼遇，额外增添猪、羊、鸡、鹅、兔、连骨熟肉等，以小绳束缚，作为“看盘”。南宋时人们宴请宾客，于佳肴之外，或别具盛馔，或馈以生饩，或代以缗钱，皆不食之物，作为“看菜”。席面摆设“看菜”本源于一种古老的礼仪，所设食物皆可食用。但后人曲解古礼本意，只供观看而不食用，无疑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。此外，宋人饮食过于求精求新，热衷对食物进行装饰、雕刻等加工，对食材精雕细刻、制作奇巧造型，夺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费。司马光就认为世人取果饵而刻镂之、朱绿之，以为盘案之玩，是“以目食者”的做法，不值得称道。

　　面对宋代社会饮食奢侈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，一些有识之士有所警觉，呼吁节俭饮食、倡导清俭食风者不断涌现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体，以笔为器，以文为据，对此类不良饮食风气从各个角度进行劝诫和警示，力图使节俭饮食不仅成为一种生活习惯，而且也作为一种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根植于社会各阶层的内心深处。

　　“俭，德之共也”，“侈，恶之大也”。宋代文人多从“俭以养德”的角度出发倡导节俭、反对奢侈。罗大经指出“节俭之益非止一端”，并从节俭“养德”“养寿”“养神”“养气”等几个方面进行阐发，特别强调“俭则不贪不淫，是可以养德也”，大力倡导“戒奢从简”的生活理念。“以俭立名，以奢自败”，节俭是立德之根本，也作为评判个人德行的重要标准逐渐深入人心。吕蒙正出身贫寒，位及宰相之后讲求美食尤其喜食鸡舌汤。一日游赏后花园遥见墙角鸡毛堆积如山，随行者趁机提醒：“鸡一舌耳，相公一汤用几许舌？食汤凡几时？”吕蒙正幡然悔悟，自此不食鸡舌汤，并及时检省自身德行。南宋大臣李纲功勋卓著，但私藏颇丰，饮食生活奢靡，“每飨客，肴馔必至百品；遇出，则厨传数十担”，因此受到人们的批评，世人认为他奢侈浪费过度，有德不配位之嫌。

　　帝王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领导者，上承天命，下理万民，一言一行皆可为万民垂范。时人认为帝王饮食习惯不仅事关个人德行修养，而且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，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。北宋名臣范祖禹认为，“古之圣帝明王莫不以俭为美德，侈为大恶”，规劝帝王俭以养德，避免奢侈靡费。韩琦曾经建议仁宗皇帝提防“内患”，其中就涉及“浮费靡节，横赐无常”（《东都事略》卷69）等内容。苏轼提出身为人君“广取以给用，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”，倡导德行节俭（《东坡应诏集·策别》）。曾巩也有类似观点，在论及国用之时力倡节俭为先，认为“用之有节，则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”《元丰类稿·议经费》。南宋大臣胡铨在《经筵玉音问答》中记述了与孝宗饮宴对话的情形。宴席间孝宗提及“子鱼”味道鲜美但需节俭食用，受到极口称赞：“陛下贵极天子，而节俭如此，真尧舜再生”。绍熙初年光宗即位，彭龟年上疏分析南迁以来面临的窘迫形势，强调国家之所以困乏，军民之所以穷悴，士大夫之所以骄堕，皆由一“侈”字起，“侈生于逸，逸生于豫，日益滋长，恐致蛊败”，规劝新帝戒奢从简。

　　为了达到劝诫和警示效果，以文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往往渲染因果报应，纵观宋代文人诗词及文集，记载因饮食奢侈浪费而遭受报应者比比皆是。《归田录》记载名臣寇准少年富贵，夜宴饮酒无度，燃烛通宵达旦毫不顾惜，以致厕所里烛泪落地成堆。而历仕真宗、仁宗两朝的杜衍为人清俭，任职期间不曾燃用官烛，仅用油灯一炷。后来杜衍“寿考终吉”，而寇准晚年却遭南迁之祸，客死他乡。对比之下，欧阳修认为“虽其不幸，亦可以为戒也”，传递出的就是“俭能善终、奢有恶报”观念。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一书中多处叙述因饮食奢侈浪费而遭受报应的事例，用“过度奢费必遭天谴”来警诫世人。如绍兴年间，镇江有一酒官，沉湎于饮宴会客，“务以豪侈胜人”，数年之后落魄潦倒，乞讨为生。面对前后际遇的巨大反差，他痛悔不已，承认“天实折磨，何所追悔”。

　　随着对节俭理念、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，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。名相寇准作风奢侈，子孙后代“习其家风，今多穷困”，被作为奢侈败家的典型，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。司马光在《训俭示康》中列举了诸多奢侈浪费而导致家道衰落的事例，明确提出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，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，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，这句话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后世宣扬节俭理念的警句名言。不仅如此，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，以身作则，讲学期间亦只“一杯、一饭、一面、一肉、一菜而已”，饮食相当简朴（《江行杂录·说纂七》）。陆游在《放翁家训》中谆谆教导后世子孙，凡饮食但当取饱而已，“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，此童心儿态，切不可为其所移，戒之戒之！”个人和家庭之外，乡里地方在树立乡约规范时，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，教化乡里。乡贤吕大钧在《吕氏乡约》中明确提出所谓德行“不修之过”，其中即有日常用度毫无节制，过于侈费以致“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”，具有潜在的损身败家风险。再如时人舒岳祥所谓“粗茶淡饭是家风”（《阆风集》卷2）等安贫乐道理念都成为规劝乡民谨守节俭生活作风、稳定社会秩序的箴言。

　　总体来看，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，宋代士大夫从个人、家庭、乡里社会乃至国家兴亡的角度进行阐释，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，努力营造“俭以养德”的社会氛围。经过不断的宣扬与倡导，广大民众逐渐接受“节俭为美”的德行规范。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（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）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，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。（作者：纪昌兰，系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，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宋代宴饮研究”〔20FZSB029〕阶段性成果）